真是开了眼了实盘配资靠谱吗，一个60岁的老头子，一天三斤白酒当水喝
我第一次见老陆，是在皖北一个叫柳沟的村子里。
那年我刚从报社调到文化口，跑非遗传承的选题。同事老周跟我说，柳沟村有个烧酒作坊，清朝光绪年间传下来的，到现在还在用老法子酿酒，你去看看，顺便见见那个作坊的主人。我问主人叫什么，老周笑了笑，说叫陆守义，人称“陆三斤”。我问为啥叫三斤，老周说你去看了就知道了。
股票杠杆配资入门柳沟村在县道边上，下了大巴还要走两里土路。九月的皖北，玉米地一眼望不到头，叶子被太阳晒得卷了边，空气里有一股干燥的秸秆味。我背着相机走到村口，看见一个老头蹲在一棵大柳树下，面前摆着一只碗，碗里是透明的液体。他左手捏着一根腌黄瓜，右手端起碗，仰脖，喉结上下滚了两下，碗就见底了。然后他又从地上的塑料桶里倒了满满一碗，继续喝。他喝得很慢，但很稳，像老牛饮水，不急不躁，却一刻不停。
那个塑料桶是白色的，上面印着“XX化工”的字样，容积五升。
我走近了，看见他的脸。那是一张被岁月和酒精共同雕刻过的脸，皮肤黝黑，皱纹深得像刀刻的，两颊凹陷，颧骨高高突起，但眼睛异常明亮，像两口深井里映着天光。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作服，领口敞着，露出锁骨下面一片褐色的晒斑。脚上一双黄胶鞋，左脚的大拇指从破洞里探出头来。
“请问，陆守义师傅家怎么走？”我问。
他抬眼看了看我，又低头看了看碗里的酒，用下巴朝身后一扬：“就这儿。”
他就是陆守义。
我后来才知道，我遇到他的那个下午，他已经喝掉了两斤多白酒。而那天剩下的时间里，他又喝了将近一斤，然后若无其事地站起来，带我去参观他的酒坊，走路不打晃，说话不结巴，甚至还能精准地说出每一口发酵缸的封缸日期。
真是开了眼了。
陆守义的酒坊在他家后院，三间土墙瓦顶的老房子，墙根生了一层青苔，木门上的漆皮剥落得像世界地图。推开门的瞬间，一股浓烈的酒糟味扑面而来，像是有人把一千颗煮熟的粮食闷在密闭空间里发酵了三个月，那种味道说不上好闻，但也不难闻，带着一种原始的生命力，让人想起泥土、雨水和太阳。
屋里摆着二十几口大缸，缸口蒙着白布，用麻绳扎紧。每口缸上都挂着一块木牌，写着封缸的日期。陆守义走进来，像将军检阅部队一样拍了拍最近的一口缸，缸发出“嗡”的一声闷响，回声在屋子里滚了一圈才消散。
“这口是今年三月初九封的，”他说，“高粱、小麦、豌豆，三粮配方。再等两个月就能开了。”
他走到另一口缸前，蹲下来，把耳朵贴在缸壁上听了听，满意地点点头：“这口好，这口里头在打仗呢。”
我问他怎么听出来的，他说你听。我把耳朵凑上去，一开始什么都没听见，但静下来之后，确实听到了极其细微的“咕嘟”声，像是很远很远的地方有气泡在破裂。陆守义说那就是粮食在发酵，是粮食在变成酒，是粮食在“死给他看”。他说“死给他看”这四个字的时候，表情很认真，不像在开玩笑。
参观完酒坊，他领我到堂屋坐。堂屋的摆设简单得不像话，一张八仙桌，两把椅子，一张竹床，墙上挂着一幅褪色的年画，画的是关公。关公的脸已经看不清了，但青龙偃月刀的轮廓还在。八仙桌上摆着的东西才是重点——一个白色塑料桶，就是他在村口拎的那种，里面还剩小半桶酒。一只搪瓷缸子，白底蓝边，缸沿磕掉了一块瓷。一碟花生米，一碟腌萝卜。
他在我对面坐下，拿起搪瓷缸子，倒了满满一缸。那缸子少说能装半斤，他端起来抿了一口，咂了咂嘴，脸上露出一种近乎虔诚的表情。
“你也来点？”他把缸子往我面前推了推。
我说不用了，谢谢。
“不喝拉倒，”他把缸子收回去，“你们城里人讲究，怕甲醇，怕杂醇油，怕这怕那。我喝了一辈子，啥事没有。”
他说这话的时候，我注意到他的手。那是一双非常粗糙的手，骨节粗大，指甲缝里嵌着黑色的泥，虎口的皮肤像老树皮一样皲裂。但他的手很稳，端起搪瓷缸子的时候没有一丝颤抖，完全不像一个每天摄入三斤高度白酒的人应该有的手。
我掏出笔记本，开始正式采访。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是：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喝酒的？
陆守义把一颗花生米扔进嘴里，嚼得咯嘣响，想了一会儿说：“七岁。”
我手里的笔顿了一下。七岁？
“那时候我爹在酒坊干活，每天下工都带一壶酒回来，吃饭的时候他用筷子头蘸一点塞我嘴里。辣得很，我哭，他就笑。后来慢慢就不哭了，再后来就觉得那东西是好东西。十二岁的时候，我已经能喝半斤了。”
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，像在说今天是晴天一样。但我注意到他说到“我爹”两个字的时候，眼睛里的光变了一下，像是有人往那口深井里扔了一颗石子，涟漪荡开又很快消失。
陆守义是柳沟村陆家酒坊的第五代传人。陆家酒坊始建于清光绪二十二年，到他这一辈，已经传了一百多年。他父亲陆长河是柳沟一带有名的酿酒师傅，酿出来的酒“透瓶香，入口柔，三碗不下头”。当年十里八乡的红白喜事，都以能喝到陆家酒坊的酒为荣。陆守义从小在酒坊长大，闻着酒糟味，泡着酒缸水，浑身上下的每一个毛孔都浸透了酒精的味道。他爹教他酿酒，从选粮、泡粮、蒸粮、摊晾、下曲、入缸、发酵、蒸馏，每一道工序都手把手地教。陆守义说，他爹教他的时候只有一句话：“酒是有魂的，你对它好，它就给你好喝。”
我问酒的魂是什么，陆守义想了想，说：“说不清楚，但你喝一口就知道了。”
十八岁那年，陆守义已经能独当一面了。他爹把酒坊交给他，自己退居二线，每天坐在院子里喝茶听戏，偶尔进酒坊看一眼，点点头或者摇摇头，很少说话。陆守义说那几年是陆家酒坊最红火的时候，一年能出三千斤酒，不光本县的人来买，连河南、山东的商贩都开着拖拉机来拉货。院子里天天排着队，酒香飘出去二里地，整个柳沟村都醉醺醺的。
但好景不长。八十年代以后，国营酒厂和规模化生产的瓶装酒开始占领市场，像陆家酒坊这样的小作坊，成本高、产量低、没有品牌、没有包装，拿什么跟人家竞争？来买酒的人越来越少，院子里排队的长龙变成了一两个人，后来连那一两个人也没有了。陆守义他爹就是在那个时候走的，走得很突然，前一天晚上还在院子里听戏，第二天早上就没醒过来。医生说是心肌梗死，陆守义知道是心死了——酒坊倒了，他爹的魂就散了。
“我爹走的那天，我开了三斤酒，一个人喝完了，没醉。”陆守义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搪瓷缸子已经见了底，他又倒了一缸。
他爹死后，陆守义一个人撑着酒坊。他试过很多办法，改配方、换包装、跑销路，但都没用。市场不相信眼泪，也不相信一百年的老手艺。到了九十年代，陆家酒坊基本上只做熟客生意，每年出几百斤酒，卖给村里和周边几个村的老酒鬼，勉强维持着不关门。陆守义的老婆嫌他没出息，带着孩子去了城里，再也没回来。离婚那天，陆守义去镇上的小饭馆喝了四斤酒，骑自行车回来的时候栽进了路边的水沟里，被人捞起来的时候还在笑。
“你笑啥？”我问。
“我笑我这个人，除了酿酒，什么都不会。老婆跑了，不会追。孩子走了，不会留。酒坊快倒了，不会转型。我就是个废物。”他说着废物，语气里却没有自怜，反而有一种奇怪的坦然，好像他早就接受了自己是个废物这件事。
从那以后，陆守义就变成了“陆三斤”。每天三斤白酒，雷打不动。早晨起来第一件事不是洗脸刷牙，而是倒一碗酒，空腹喝下去，这叫“醒神酒”。中午吃饭喝一斤，下午干活喝一斤，晚上睡前再喝一斤。他不用酒杯，用碗，搪瓷缸子也行，有时候直接对着塑料桶吹。他喝的酒都是自己酿的高度原浆，六十二度，入口像刀片子刮喉咙，一般人一口下去能从嗓子眼辣到胃。他能一天喝三斤，而且从来不醉，至少看起来从来不醉。
我问他：“您身体受得了吗？”
他撩起衣服给我看肚子。他的肚子不大，甚至可以说有点瘪，完全没有长期酗酒者常见的“啤酒肚”。他又伸出胳膊让我捏，胳膊上的肌肉很结实，不像一个六十岁老人的身体。
“我每年去县医院体检，大夫看了单子都摇头，说你这肝、你这胃、你这血管，怎么跟三十岁的人一样？我说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我的身体已经把酒当成水了，进了肚子就分流了，该走的走了，该留的留了。”
他说得玄乎，但我后来专门去问过县医院的大夫。大夫说陆守义确实每年都来体检，各项指标确实好得不正常，但他也说这并不意味着喝酒无害，只能说陆守义的体质是个特例，可能跟遗传有关，也可能跟他长期大量饮酒后身体产生了某种耐受机制有关。大夫最后加了一句：“千万别学他，一百个人学他，九十九个得死。”
我在柳沟村住了三天。三天里，我几乎寸步不离地跟着陆守义，看他酿酒，看他喝酒，看他跟村里人打交道。我发现村里人对他的态度很复杂，有人觉得他是个奇人，有人觉得他是个酒疯子，有人羡慕他海量，有人可怜他孤苦伶仃，但所有人都承认一个事实——他酿的酒，确实是好酒。
第二天下午，陆守义要开一缸封了半年的酒。我扛着相机跟着他进了酒坊，看他揭开缸口的白布，用一把长柄木铲搅动缸里的酒醅。那种发酵了半年的粮食散发出的气味，浓烈到几乎让人窒息，但陆守义像是闻到了花香一样深深吸了一口，眼睛眯起来，露出一种只有在酒坊里才能看到的笑容。
他把酒醅装进木甑，架起铁锅，点燃柴火，开始蒸馏。整个过程他做得行云流水，每一个动作都精准到像是量过的，什么时候加柴，什么时候换水，什么时候接酒头，什么时候换接酒身，他全凭经验，不看表，不量温度，但接出来的酒，酒精度数恰好是他想要的六十二度。
新酒流出来的那一刻，整个酒坊都被一种无法形容的香气填满了。那种香不是刺鼻的酒精味，而是一种带着粮食甜味和土壤气息的醇香，像秋天的田野被太阳晒透之后散发出的味道。陆守义用一只小碗接了一点，端到嘴边抿了一口，闭上眼睛，眉毛微微跳动了几下，然后睁开眼，把碗递给我：“尝尝。”
这一次我没有拒绝。我接过碗，小心翼翼地抿了一小口。酒液入口的瞬间，一股热流从舌尖直窜到喉咙，辣，但辣过之后是一股绵长的回甘，像小时候吃的烤红薯，甜得温润，甜得厚实。更奇妙的是，酒咽下去之后，口腔里还留着一股粮食的香气，久久不散。
“好酒。”我说。
陆守义看了我一眼，那一眼里有审视，也有欣慰，像一个老师傅终于等到了一个识货的人。他没说话，但嘴角翘了一下，那是我三天里见过的他最接近笑的表情。
那天晚上，他破例没有坐在大柳树下喝酒，而是在院子里摆了一张小桌，炒了两个菜，请我一起吃。菜很简单，一盘炒鸡蛋，一盘炒南瓜，但他居然开了一坛藏了五年的老酒。那坛酒他用黄泥封了口，上面压着一块红布，揭开的时候酒香扑鼻，连我这个不太喝酒的人都忍不住咽了口水。
我们喝了两杯。准确地说，是他喝了六杯，我喝了两杯。两杯之后我觉得天旋地转，靠在椅子上不敢动弹，而他面不改色，又给自己倒了第三杯。
“陆师傅，”我借着酒劲问了一个一直想问的问题，“您一天喝三斤酒，到底图啥？”
他端着杯子的手停在半空中，看了我好一会儿，然后把杯子放下，双手交叉搁在桌上。月光从头顶的葡萄架缝隙里漏下来，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，像撒了一层霜。
“你听过一个故事吗？”他说，“有个和尚问师父，什么是佛法大意？师父说，吃饭的时候吃饭，睡觉的时候睡觉。和尚说，这谁不会？师父说，一般人吃饭的时候想着睡觉，睡觉的时候想着吃饭，所以不是真的在吃饭，也不是真的在睡觉。”
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口，继续说：“我喝了六十年的酒，前三十年是喝酒，后三十年是被酒喝。什么意思呢？年轻的时候是我想喝酒，高兴了喝，难过了也喝，有朋友了喝，一个人也喝。后来到了某个时候，就变成了酒喝我——不是我离不开酒，是我离不开那个喝了酒之后不用想事情的状态。你一喝，脑子就慢了，慢了就不想了，不想了就舒服了。舒服了就再喝，再喝就更舒服。到最后你分不清是你主动要喝还是被动要喝，反正你喝就是了。”
我说：“所以您是在用酒麻醉自己？”
他笑了，月光下他的笑容看起来有一种奇异的纯净，像一个孩子被问了一个他不太懂的问题，只好用笑来掩饰。
“麻醉什么？我没有什么需要麻醉的。老婆跑了，我不难过。孩子不认我，我不难过。酒坊快倒了，我也不难过。我只是喜欢喝酒，就像有人喜欢钓鱼，有人喜欢下棋，有人喜欢打麻将。喝酒就是我的爱好，我喝了一辈子，习惯了。你习惯了一件事情，它就变成你的一部分了，就像你的手、你的脚，你不会问你的手脚长着是图啥，它们就是长着。”
他说话的时候语气很淡，但我总觉得他在回避什么。一个没有伤口的人不需要每天用酒精消毒。一天三斤白酒灌下去，就像每天往墙上刷一层白灰，墙上本来有什么，不重要了，反正最后看到的只有白灰。
第三天早上，我要走了。陆守义送我到村口，还是那棵大柳树下，还是那个白色塑料桶，还是那碗酒。他跟我握了握手，手掌粗糙而干燥，像握着一把晒透了的玉米粒。
“稿子写出来给我寄一份，”他说，“我可能不认识字，但我可以找人念给我听。”
我说一定。
走了十几步，我忽然想起一件事，回头问他：“陆师傅，您现在还觉得酒有魂吗？”
他愣了一下，然后弯腰从塑料桶里倒了一碗酒，端起来对着阳光看了看。秋天的阳光穿过碗里的酒液，在地面上投下一片琥珀色的光斑。
“有，”他说，“只不过我的魂跟酒的魂搅到一起了，分不清哪个是哪个了。”
我转身走了。走出很远，再回头的时候，他还站在大柳树下，端着那碗酒，像一尊被时光遗忘的雕塑。风把玉米地的叶子吹得沙沙响，阳光把整个村子镀成了金色，而他就那样站着，身上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工作服，碗里的酒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
我后来把那篇稿子写出来了，发在报纸的文化版上，标题叫《柳沟村的最后一个酿酒人》。稿子反响不错，有人打电话到报社说想买陆守义的酒，也有人说要去看他。我把样报寄了一份到柳沟村，也不知道他收到没有。
半年后，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，是陆守义的邻居打来的。邻居说陆守义上个月走了，走得很突然，那天下午他在酒坊里蒸酒，站在灶台前，手里还握着木铲，就那样站着倒下去了。医生说可能是脑溢血，也可能是心脏的问题，但邻居说他走的时候手里还攥着铲子，甑子里的酒正流着，流了一地，整个酒坊都是酒的香气。
邻居说他走之前那段时间，酒量忽然不行了，以前一天三斤，后来变成一斤，再后来变成半斤，到最后连半斤都喝不完了。他好像预感到了什么，把酒坊的配方和工艺流程写在了一个本子上，用塑料袋包好，压在床板底下，交代邻居说如果有人来找，就把这个本子交给县文化馆。
邻居问我稿子是不是我写的，我说是。邻居说陆师傅收到样报之后很高兴，让人给他念了好几遍，念到“酒是有魂的”那段，他让人反复念了三遍，然后沉默了很久，最后说了一句：“这个城里娃娃，懂酒。”
我挂掉电话，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，脑子里反复回放那个画面——大柳树下，一个老头蹲着，面前一碗酒，左手一根腌黄瓜，仰脖，喉结滚动，碗见底，再倒满。那个画面像一帧胶片，卡在放映机里，反复播放，怎么都过不去。
我想起他说的那句话：我的魂跟酒的魂搅到一起了，分不清哪个是哪个了。
现在，他的魂大概真的跟酒的魂搅在一起了，在某个我不知道的地方，继续酿酒，继续喝酒。也许在那个地方，酒坊还在，酒缸还满，院子里排着长队，拖拉机突突突地从河南、山东赶来拉货。也许在那个地方，他爹还在院子里听戏，他老婆还没走，他孩子还围着他叫爸爸。
也许在那个地方，他终于不用一天喝三斤酒了。
因为那个地方，什么都有，什么都不缺。
他什么都不用麻醉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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