应对“无理举报”，不能要求教师“自证清白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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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图文无关。(视觉中国/图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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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要有举报，不管有没有道理，都会要求被举报人写说明、配合调查，直到给出举报者“满意”的答复为止。“有投必应”“必须让举报者满意，不再投诉”是当前很多部门处理投诉、举报的基本原则。这变相鼓励“没完没了”的举报，也是当前“举报成风”的重要原因。

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未经授权不得转载

文｜熊丙奇

责任编辑｜辛省志

最近，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沈奕斐“有点烦”。她被一位小学生家长追着举报了两个月，被举报到甚至无法正常工作，而原因离谱到让人不敢相信。

据沈教授说，她在直播连麦中接待了一位自称孩子遭校园霸凌的家长。经追问细节（如“分享零食未获回赠”“同学间推搡争执”），沈教授认为这是正常的社交摩擦，不构成霸凌，并指出家长陷入“受害者逻辑”，其归因方式可能扭曲孩子认知。

直播结束后，沈教授把这段几分钟的连麦视频隐去隐私后做成切片发到网上。这位家长被彻底激怒，随即开启了“全方位战斗模式”：先是指控沈教授侵犯隐私，随后更是直接向复旦大学从上到下的各个部门发起举报，投诉其“工作失职”。

据央视2026年5月22日报道，复旦大学在调查后确认，沈奕斐在直播间对连麦案例的点评内容专业且客观、不逾越任何合规边界，其所做的连麦内容直播并没有影响正常教学秩序，也不存在所谓的“侵害第三方隐私权”等问题。最终，复旦大学研究后并未对沈奕斐给予任何形式的行政处分或专业处置。

尽管如此，但面对这位家长的“穷追猛打”，沈教授还是被迫耗费大量精力写情况说明、配合校方调查，甚至有两三天完全无法正常工作。学校内部甚至有人劝她：“跟一个小学生家长较什么劲，认个怂算了。”但她选择了“硬刚”，拒绝删除视频，并坚持认为不能退缩，因为她的背后站着无数被类似家长折磨得精疲力尽的一线教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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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教授的遭遇，可以说是很多一线教师的遭遇，尤其是中小学一线教师。但很少有一线教师能像她那样“硬刚”。恰恰相反，“连一位名校教授都被家长的投诉弄到无法正常工作”，这会让更多中小学一线教师选择“惹不起还躲不起”，随之纵容“谁闹谁有理”。事实上，低约束、高频率、扩大化的举报泛滥成灾，已构成对教育生态的严重危害。《半月谈》曾报道，西南某基层教育局的台账上，2024年1月至8月，该局共收到128条举报教师的信息，经调查，仅7起举报基本属实，查实率不过区区5%，但这些举报严重分散基层老师的精力。

毋庸置疑，举报是当前家长维权的重要渠道，由于正常反映问题的渠道不畅通，有的家长甚至通过发帖、寻求媒体报道“制造舆情”的方式举报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这需要畅通维权的渠道，并建立起应对家长举报的合理机制。

但是也必须承认，有不少家长的举报是没有道理的。比如沈教授遇到的这位家长，她认为自己孩子在学校被“霸凌”，而她能举出的最严重的事例，有两个：一是自己孩子分享过零食给同学，而同学有好吃的没有给她孩子，二是她的孩子与一位同学拌嘴，互相推搡了几下。就因为这两件事，她反复投诉、举报，老师和学校不堪其扰。

面对家长的“无理举报”，有关部门不应该要求当事教师写说明“自证清白”“硬刚”，而应该由所在学校、上级主管教育部门，为教师挡住这些无理举报，不要让无理举报干扰教师的正常教育教学。鉴于举报是超出日常沟通范畴投诉教师存在的问题，因此，应对家长举报以及网络舆情，学校、教育部门有必要聘请专门法律顾问（律师），专业处理举报事宜，把学校、教师从“被举报困境”中解放出来。而对于家长的合理举报、投诉，教育部门和学校作为责任主体，要根据事件性质，依法依规进行调查、处理，回应家长的关切。

沈教授提到，她“被迫耗费大量精力写情况说明、配合校方调查”。这是很多遭遇举报的一线教师的共同经历。只要有举报，不管举报有没有道理，所在学校就会要求当事教师写说明、配合调查，直到给出举报者“满意”的答复为止。因为如果举报者“不满意”，会继续投诉，而“有投必应”“必须让举报者满意，不再投诉”是当前很多部门处理投诉、举报的基本原则。这变相鼓励“没完没了”的举报，也是当前“举报成风”的重要原因。

合理应对举报、投诉，学校、教育部门首先应该判断，这一举报是否有事实依据，是否有道理，如果没有事实依据、没有道理，可“不予以受理”。不论举报是否“成立”，都要回应、处理，这并非对待投诉、举报的理性态度，而是“和稀泥”，会把大量时间用在应对无事实依据、胡搅蛮缠的举报、投诉中，严重干扰正常教学。

像沈教授遭遇的举报、投诉，根本就无须让其写说明，单位在接到投诉、举报时，就要做出专业判断，这是不是要受理的投诉、举报。首先，沈教授在直播连麦时，告诉家长其他孩子不给自家孩子分享零食，以及在打闹时有推搡行为，这不属于欺凌，这是完全正确的，家长不要以自己的理解，将这些上纲上线为欺凌，更不能因专家没有支持其“欺凌说”就对专家不满。其次，由于是直播连麦，沈教授在隐去家长信息后切片传播，让更多家长了解怎么处理孩子间的交往，识别校园欺凌，也并无问题。但遗憾的是，学校在接到举报后，直接让沈教授写说明、配合调查——虽然并不是就此认定沈教授有问题，但是写说明、配合调查，是需要花大量时间的。一线教师被投诉，就要写说明，直到让举报者“满意”，这会把教师弄得筋疲力竭。

有关部门在接到举报、投诉后，要对举报、投诉做出专业的、依法依规的判断，这需要有专业的法律团队。由学校法律顾问，而不是被举报的教师来应对举报，一方面，可以让应对更为专业，并通过专业的应对，遏制举报泛滥。如有家长举报学校为何不给学生补课，居然也要求学校回应，这就是对无理举报的助长，如果对这些无理举报不予受理，那么，这些举报也就没了市场。另一方面，可提高依法治教的水平，从本质上说，任何举报都要受理，都要让举报者满意，是以舆情治教，而不是依法治教。教师被举报，无非师德问题和法律问题，这都需要依法应对。由专业力量应对而不是把教师卷入到应对没完没了的举报中，是给教师良好的教书育人环境。

如今，在社交媒体上，经常有政府部门公开拒绝举报投诉内容的回复受到网民追捧，显示网民对“无理举报”早已深恶痛绝，拒绝无理举报深得人心。这值得有关部门深思。

（本文仅为作者个人观点，不代表本报立场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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